摘要：比如，一位美国学者新近论证了通过行政合同所建立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发展对传统行政法带来的三方面冲击，其中主要是如何监管这些活动，如何保护行政合同过程中公共利益以及保障基本公共价值的实现等问题。 ...
1这段话和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不谋而合。
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改革是我们党的主张，又是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
由于宪法的许多规定主要是依靠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去执行的，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好宪法，熟悉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严格依照宪法办事，真正把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除此之外，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实际上同时包含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其中对公民义务的规定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比如：要求公民提高自己作为主人翁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包括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遵守宪法、法律、纪律和公共秩序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的义务，等等。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删去宪法序言，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动摇了国家的根基。
正因为这样，宪法应该保持稳定。（6）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22]3.尽管为实现效率，社保行政机关、给付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分工，社会保障行政仍应被视为一个整体。
[30]由于这种状态并非真实存在，只是一种对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照顾义务后果的设想，因此联邦社会法院的判决中对此的描述都使用了虚拟式(笔者注)。形成请求权一般只能是向社会法院提出，属于社会保障行政法领域的独有的请求权制度。而后者系一类立法已经予以确认的公法权利，社保行政部门应当为这类权利的实现创造各类必要条件。[7]目前，形成请求权制度已在社会法领域获得了广泛认可。
此时可用形成请求权要求社保机构进行补偿。[23]联邦社会法院审判集第63卷第112页(114页及以下)。
[24]联邦社会法院审判集第32卷第60页(64页及以下)。其成功的经验值得为正在谋求社保制度由政策化向法律化演变的中国社会法实务界和正在成长中的社会法理论界深入研究和探讨。[23]4.设立形成请求权意在保障公民的社保权利，而非惩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笔者深以为然，从德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形成请求权从一开始即被视为社会法专有的制度，并极力避免将其扩大到所有的公法领域，才使得该制度获得了可操作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即使是未说明、有争议的法律状态也不能为公民享有权利带来不利，因此社保机构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瑕疵当以提出形成请求权之时为准，不能以给付开始后之状态判断。[21]根据社会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的原则，提起形成请求权的给付权利人应当由于信息瑕疵遭受到了法定的不利益（rechtlicher Nachteil）：即没有获得、迟延获得或者不足额地获得法定的给付。前一段时间，由于开胸验肺维权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河南籍农民工张海超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原因即是当地的镇民政所取消了他的低保资格，却没有及时告知其需要重新在新农合缴费参保才能继续保留资格，导致其家庭成员没有在新农合续费，发生的数万元医疗费用无法报销。第二，对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1]联邦社会法院审判集第49卷第76页。（四）适用范围由各级社会法院判决观之，形成请求权主要应用在社会保险领域，旨在保障正确的社会保险给付，司法实务界与学界一直以来都避免将其拓展到民事侵权与一般国家赔偿领域。
[12]在此意义上，台湾地区的法学著作中也将其称为回复请求权或回复原状请求权。就此，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时除承担货币补偿义务[即职务义务和国家赔偿法意义上的国家责任]和恢复违法侵害之前的状态（即后果清除请求权与作为请求权）、正确履行解释、咨询与告知职能之外，还将负担一项积极行为（positives Handeln）的义务。
[46]如上所述，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张海超完全有理由要求社保经办机构恢复其新农合的参保资格，并给付其如果正常参保就能够报销的医药费。以医疗保险为例，给付提供机构直接向参保人提供给付服务、药品，而非药费报销。[8]据此，联邦社会法院虽然在早期也承认社保机构有协助参保人实现给付的义务，但是违反此义务时，仍然借助一般国家责任中的救济结构制度（Hilfskonstruktion）补偿行政相对人。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社会保障权利 可诉化 形成请求权 。相关费用由提供机构与社保机构直接结算。（一）社会法院的法律续造德国传统国家学理论认为，后果清除请求权（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仅限于干涉行政，一般无需纠正给付行政瑕疵造成的违法状态，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拒绝的给付事后尚可弥补。
我国2011年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对之前若干悬而未决的事项在立法上予以了确认，其中就包括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信息保管和提供义务以及给参保人的咨询义务。而社会目的的支配性（Dominanz des sozialen Zwecks）还要求，即使给付机关自愿提供的信息也必须做到准确、完整，也就是说，形成请求权也可针对社保机关的非法定信息存在的瑕疵提起。
一名法定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在另外一项社会养老保险项目中缴费，该项目的经办机构也继续为该参保人办理了保险，之后该参保人要求经办机构发放这个项目的养老金，该机构拒绝这一请求，理由是达到退休年龄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不具有法律效力，于是参保人将该机构诉至社会法院。原则上相对人要实现的给付目标与最初给付请求一致且合法。
目的是在给付机构违反及时告知义务时，赋予参保人一项恢复如果该机构依法行为现在就应当存在的状态的请求权。在专业程度较高的社会法领域，获得此类给付的前提条件过于纷繁，公民常无所适从，政府的关照（Betreuung）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从构成上看，基本等同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为行为。[40]笔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行政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形成请求权制度与原有的规范之间存在体系价值上的一贯性与内容上的统一性，而从有效保障公民社保权利的角度审视，该请求权创设的司法手段解决纠纷的机制似乎也应当成为正在成长中的社保行政诉讼制度的必然选择。[32]目前，联邦社会法院尚未对形成请求权的法律时效明确表态。违反此义务，即出现给付漏洞（Versorgungslücke）时，公民可提起形成请求权，要求恢复合法状态，但此时仍以实物给付已无意义，必须以货币方式予以补偿。
而且，我国现行的法律事实上已经赋予了公民一项针对社保机关信息提供和咨询义务的主观公权利，相关条款亦可以作为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从实践看，近年来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关系接续转移和主体身份变更引发的保险给付发放领域，单位与个人就社保经办机构拒绝答复、未予告知以及错误告知造成的权利损害产生的争议已经初露端倪。[45]这种有法却不可用和有法却不宜用的司法困境恰恰证明了以信息提供为对象的形成请求权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必要性。
[15]2.社保行政机关以违法行政方式疏于、不恰当或不足量履行协助、咨询与告知义务。而遗憾的是，该事件迄今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后续报道。
[43]从《行政诉讼法》第17条第（7）项和《社会保险法》第83条的规定来看，作为行政相对方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据现行法律就受到侵害的形成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存在制度性障碍。因此违反法定义务的行政活动的主观可辨识性，即基于或非基于法律义务履行信息职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上是否以可评价的方式违反了该义务，即足以让公民认为该信息在事实和法律上是正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法律释义中认为，本条是对社保机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其法定职责应当包括免费为参保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和核对记录等相关服务，提供社保咨询。娄宇，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保险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讲师。而在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过程中，法律规定、原有法律原理和法律技术在新情况中的应用以及新技术的创设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25]Menger, ber die Identit t des Rechtsgrundes der Staatshaftungsklagen und einer Verwaltungssteitesachen, in Forschung und Berichte aus dem ffentlichen Recht-Ged chtnisschrift für Walter Jellinek, 347.[26]联邦社会法院审判集第55卷第257页。
这类权利的形成与塑造同样依赖于司法机关的能动行为，即以法官造法的方式赋予公民权利的可诉性。[36]Funk, Der sozialrechtliche Herstellungsanspruch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sozialgerichts, Dang Verfs, 1981, S. 26/27.[37]Caluwe, Der sozialrechtliche Herstellungsanspruch, Berlin, 1992, S. 90.[38]Ebsen, Der sozialrechtliche Herstellungsanspruch-ein geglückter Rechtsfortbildung? In DVBl. , 1987, Heft 8, S. 389.[39]Larenz, Kennzeichnen geglückter Rechtsfortbildungen, Karlsruhe, 1965, S. 13.[40]罗文燕：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法转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公民不能要求形成比这样一项合法的信息提供行政行为能够形成的状态更好的状态，[31]也不能要求在事后补偿过程中获得额外的利益，联邦社会法院已经在判决中禁止了社保行政机关做出旨在多于或者实质上不同于合法补偿的职务行为。另一方面，从我国权利救济途径的制度设计来看，社会法的形成请求权具有明显的公法权利属性，且对应的社保机关的行政行为满足具体行政行为的若干属性。
第二，依据实体法律原则创设的制度具备较强的专业性。笔者认为，据我国新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第29条规定的基金直接结算条款以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决定》和各地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可认为中国社会医保在基金支付部分遵循实物给付原则，个人账户支付采取货币给付(实时报销)。
